还有什么比乘坐13个小时飞机，来到一个陌生语言国家这件事更能诠释这届威尼斯双年展“处处是外人”（Foreigners Everywhere）这一主题。尤其当从自动贩卖机上购买完一张机场大巴的车票，向旁边的欧洲人询问自己的操作是不是正确，不出所料，得到的答案是“我也刚来威尼斯”。
新手通常会紧张地盯着电子地图上的光标走向，在正确的码头步下水上巴士后，兴冲冲地闯入位于威尼斯主岛的绿城花园（Giardini）或是军械库（Arsenale）——威尼斯双年展的两个主展区，然后开启一天的艺术通关活动。
即便是经验老道的观展者，面对两年更新一次的展馆，也永远要准备新的口袋来承接来自88个国家，331位艺术家/团体的艺术资料。如果体验深入，你会发现，这座城市除了贡多拉和冰淇淋，艺术也是常规“项目”，双年展大概就是威尼斯人自己的迪士尼。
3天的时间，并不足以让NOWNESS对这场将持续半年的全城盛会做出总结，但作为此时此刻真正的异乡人，我们仍旧是收获了一些关于这场艺术盛会的理解和触动，在遥远的威尼斯与你分享。
“发声”，一个物理性的动词，在艺术中通常被视为一种目的。而人们面对各种事物时，“发表观点”往往是种条件反射，但很多时候，“倾听”更重要。这也许是一个展览最有价值的地方，我们“被迫”地进入一个集体“禁言”的空间（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展礼仪），在此之后，其他感官得以放大。
作为双年展的东道主，关于意大利馆如何阐释“处处是外人”的主题，也许相比其他几个国家更让人好奇。今年，他们玩了个意式谐音梗——“Due qui / To Hear”。在意大利文中，due qui意为“two here”（这里有两个），发音同“to hear”（去倾听），“两个”在每个人的心中可以有很多种解读，但“倾听”的意思就无比直观了。
进入意大利展馆内，你立刻会被空旷的嗡鸣声所笼罩，随着动线的深入，嗡鸣声逐渐清晰，它来自一个通过脚手架与雕塑、声音装置构成的巨型“八音盒”，是由艺术家Massimo Bartolini与三位电子、实验音乐家Caterina Barbieri、Gavin Bryars、Kali Malone共同合作创作完成。声音带动中央的液态装置上下有节律地浮动，好奇也从这个节点开始——它们从何而来？怎么样产生作用？是电动的吗？还是什么机械原理？……Bartolini引导着观者去发问、去寻找真相，让“倾听”变成通往知识的通道，一件“能成为这个社区中自我完善的工具”。
意大利馆，“Due qui / To Hear”展览现场，图片由官方提供
在日本馆的“Compose”展览中，我们找到了同样的体验，即便探讨的问题有着天壤之别。艺术家毛利悠子通过将电极插入新鲜的水果来产生电源，为连接的灯泡和音响制造光和声音。随着水果的老化、腐烂，光的亮度和声音的高低都随之变化。空间中与之连通的动态雕塑——用日常物品（脸盆、雨伞、鞋子、手套等）和机械零件所组成装置也在敏锐地感知着这一切，相互牵连、敲击，在空间振出音乐。
这一切都在微弱之中缓缓发生，就如同我们与世界万物的关联一样。毛利悠子创造了一个微型的共同体，而我们身处其中，借由声音按图索骥。“Due qui / To Hear”的阐述里引用了音乐家Pauline Oliveros的话，“我们倾听是为了解释我们的世界并体验意义。”沉浸地感受完双年展，对于一座已然“处处是外人”的城市，已经被“发声”包围的威尼斯，意大利馆的策划如同一个启示，一种宣言，首先要学会“倾听”，那些“发声”才有意义。
尽管威尼斯被各种“发声”覆盖，但对部分人来说，这是一种需要争取的本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迫藏匿自己的语言。此次双年展两个关键词是“殖民”和“移民”。那些离开自己的土地，或者仍然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但失去了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利的人，此刻想要用自己的语言歌唱。
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土地是国家经济的大多数来自，也是人类与自然连接的通道。土著居民在土地上生产、生活、举行仪式，以维系和神灵的联系。侵略往往意味着占领土地、屠杀文明，被侵略后的土著居民处于传统的西方中心叙事中，被迫隐身和失语。本次双年展一大特点是土著正在尝试夺回话语权。有趣的是参与本次讨论的不仅是“殖民地”，还有曾经的“宗主国”，二者无一例外地都选用了“少数族裔”或者有多重文化背景的“移民”来诉说土地的故事。
生于秘鲁马利的艺术家Sandra Gamarra替西班牙策展，作为第一位代表西班牙的移民艺术家，她将展厅打造成了一间画廊，把“移民”当成叙事的主角，展览“Migrant Art Gallery”陈列了殖民地沉寂的往事。她还在中央展厅建造了一座花园，种植了有侵略性的植物，这些植物会入侵ECO给当地物种带来灭绝的风险。这段植物和人类的互文，是Sandra给当下的一个持续警示。
至于如何夺回我的土地，美国馆的策展人Jeffrey Gibson给出了答案，作为密西西比乔克托族（Mississippi Band of Choctaw Indians）和切罗基族（Cherokee）后裔，他利用强烈的视觉色彩和传统元素来弥补土著在美国当代叙事语境中的缺失。
展览的氛围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热闹，大红和荧光黄的传统土著编织物，一支关于叮当舞的记录影像，在各种镜像、鱼眼、万花筒的处理中，充满着浓烈的庆典气氛，就像是土著文化对当今美国文化的反向入侵。
与美国馆热闹的表达不同，澳大利亚馆的叙事伴随着杀戮，艺术家Archie Moore用白色粉笔在黑色墙壁上绘制了一幅跨越65000年的家谱图，描绘了他的卡米拉罗伊人（kamilaroi）、比格姆布尔人（bigmbul）和英国人祖先，而空白处则代表了被谋杀、被疾病夺去生命的人。
澳大利亚土著文化的消亡直观反映在语言上，在254年被殖民的过程中，方言的数量从700多种减少到160种，背后是一个个土著居民被杀害的命运。展厅中央摞着数百封文件，是被警方拘留的土著非正常死亡的验尸报告。档案是我们不难发现过去的方式，也是民族和个人家族的伤痕启示录。
澳大利亚馆也在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中获得国家馆金狮奖这一荣誉，组委会在颁奖语中提到“在这个安静而强大的展馆里，Moore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用粉笔手绘了一幅不朽的原住民家谱。因此，65000年的历史——无论是有记录的还是失落的——都被铭刻在黑暗的墙壁和天花板上，要求观众填补空白并接受这个档案固有的脆弱”。
生命就是一场漫长的在“你可以”“你不可以”的框架下行走的过程，卢梭早在《社会契约论》中表明强力并不构成权利，人们只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对权力让步不是当代艺术的风格，但如何表达却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双年展策展人Adriano Pedrosa是威双历史上第一位表明自己酷儿身份的策展人，而酷儿是对于“外人”的关键性解读。所以我们能在本次双年展看到喷薄的酷儿元素，韩国艺术家Kang Seung Lee运用不一样的材料，在刺绣、镀金、图画中构建起历史中的同性恋叙事。
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不服从档案”，Kang Seung Lee系列作品
作为没有一点艺术院校学习背景的艺术家，中国艺术家西亚蝶的自我探索之路更为动人。他通过剪纸讲述一名同性恋者走出中国偏远农村的人生历程。他的作品不吝啬使用奇情和露骨的元素，癫狂的生命在争夺属于自身个人的权力，其中长达3米的作品《开阳》描绘了北京同志聚集地“开阳浴池”中的景象，男人们相互缠绕，忘情声色。
在“你不可以”的指责下，艺术家也会用戏谑来回答，他们厌倦了纷争，索性抛下这一切，用想象在现实之外建立异世界。我们带着猎奇的视角进入到瑞士馆的“Super Superior Civilization”中，暗调的空间交杂着教堂的钟声和流行音乐，就像“主义”大杂烩，在这里任何立场的人都能找到同盟，沙文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人们相聚在Guerreiro do Divino Amor建造的超现实世界中，我们惊奇地发现，这里没有外人，一切物种平等和谐共存。
但Divino Amor背后肯定没有圣光，他建造的世界充满迷情、邪典、荒诞的元素，你能够正常的看到天使的眼中射出镭射光，长着6个的男人在尽情歌唱，歌颂狼、鹰和羔羊，古希腊神话的神在太空中表演，在政见不同，立场敏感的时刻，Divino Amor隆重地将所有元素结合到一起，轻飘飘和现实开了个玩笑。
瑞士馆中Divino Amor用五光十色的异世界取笑权力的狭隘，相比之下，澳门馆的想象有种末世的低落感。上个世纪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来到忽必烈的行宫，向他讲述自己想象中的城市，尽管他刻意避免提及故乡威尼斯，但每一个城市都带上了威尼斯的影子。为了呼应700年前从威尼斯出发的旅人，澳门馆将马可波罗描绘的欲望之城——佐贝伊德带到了威尼斯，“佐贝伊德之上”建立了一个超现实的异世界，一片城市遗址之上的荒野，仅存一群长着变异长腿的食草动物挣扎求存，偶尔被摄像头捕获的观众反而如同猎奇的“外人”。
你认为你离战场有多远？如果说遥远的哭声和轰炸声是另一个世界，那么不远处偷渡的沉船和模糊的身份认同是否是近处可视的动荡？目光所及处，不安和焦虑的情绪在各种情境下上演，我们的日常就像是一个战场，正如双年展主题所言“处处都是外人”，在这种差异中，抗争有多少种形状？
沿着亚得里亚海岸线，从军械库向绿城花园散步，向着日落的方向，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集会和行为艺术表演。“希望……”，“风筝……”，“爱……”，不远处断断续续传来几个中文词汇，我们走近看到桥边围绕着数十人，最前排的人坐着，中心是一身白衣中国女人，头发扎成髻，脸上用蓝色的油彩写着“自由”。她说着一个小孩在战争中的故事，“她正在寻找着战火中消失的父亲”，“她还没有来得及向任何人告别”，“看见这个风筝，你做给我的风筝”……，我们从中拼凑出了“希望”和“爱”的关键词，并且发现这两个词在威尼斯并不稀奇。
离开人群不远，一位穿着西装的白人男性身上一片血红，他正拿着两瓶葡萄酒往自己身上倒，而瓶身贴着“Hope”的标签。他模拟着枪击的方式，将瓶口当作枪头，先是抵着太阳穴倒，身体顺势倾斜，再是心脏，再是双眼，最后他将一瓶酒递给现场的观众，与他们碰杯喝酒，完成了这场表演的最后一个环节。
结束后他拿手帕擦完眼睛，带上了太阳镜，成为了路人。不管是口号还是行为艺术，也无论他们是表达对爱与和平的向往，或者对纷争的无奈，威尼斯的街头不需要答案，艺术在公共空间释放，打动每个人生活的日常。
同样是面对纷争，有人在呼吁希望，有人在用身体抵抗，有人沉静地用刀切开子弹。
来自香港的艺术家庄伟用身体来表现亚裔在国际上的处境，《反向坠落》由大型装置和表演组成。庄伟认为亚裔一直是公共场所暴力的目标，于是他和他的团队在演出中扭转了跌倒的动作，将身体运动作为团结和抵抗的形式。台湾录像艺术家袁广鸣则认为冲突隐含在日常之中，无论是从空中俯视空无一人的台北主干道，还是乌托邦式温馨的客厅被无预警的爆炸袭击，《日常战争》中每一件作品都揭露了当代生活平静状态背后的不安和怀疑。
在威尼斯，艺术打破了政治的边界，却又令政治宣言无处不在。在前往以色列展馆的路上，我们收到意大利士兵的注目，到达发现紧闭的玻璃门上贴上了公示“以色列馆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将在达成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后开放展览” 。以色列艺术家在彰显他们的立场，而4月18日，展馆门口集结了数百位抗议者，披着巴勒斯坦的国旗。紧邻着以色列馆的就是美国馆。
与此同时地球另一端，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的申请被美国一票否决。通向美国馆的石子路上，散落着红底黑字的传单，上面写着“ NO DEATH IN VENICE / NO TO THE GENOCIDE PAVILION（拒绝死亡在威尼斯/拒绝种族灭绝馆）”，或许是巧合，也或许是一件艺术作品。
相比大馆们的声势，阿尔巴尼亚馆的位置有些微妙。从军械库内的长廊一路直行，会在塞内加尔所在空间遇到些“阻碍”。这是阿尔巴尼亚在空间里搭建出来的馆中馆，像一座带私密性的房子。“房间”里是艺术家Iva Lulashi的画作系列，从那些鲜为人知的电影、视频剧照中提取而出的画面。
画中的女性被设定在不同的场景中，或是之前，或是之后，这样直接的、赤裸的爱欲表达，看起来并不新奇。但去关联艺术家的阐释，还是让我们开始反思。展览的名字，“Love as a glass of water”（爱如一杯水），源自思想家Alexandra Kollontai的“一杯水的理论”，她认为，爱和性应该和水一样，是人类生命的门槛。而艺术家发现，在当今的艺术创作对象中，它们只是艺术中的“少数群体”。
让人困惑的点恰巧在此。我们曾被长久地告知，“爱是永恒的创作主题”，那么，它究竟从哪个时刻开始被羞于表达？而原本在艺术中最自恰的存在，“性”又在哪些地方、如何成为禁忌？当大多数的国家、团体、个人都借由艺术表达政治立场、抵抗意识、群体权利、呼吁和平时，传递私人的情欲是否就显得不合时宜，不值一提？
“个人的即政治的”是妇女解放运动中最著名的口号，Kollontai也在展览中说道，爱、性和欲望依然是最后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超越政治和结构。当我们呐喊“平等”、“反抗”、“和平”时，最终不都为获得在一片温热没有硝烟的土地上自由地？
在双年展的现场，我们最常讨论的是“若能创作，你要用艺术回答什么？”最初的回复常常是“如果是这样的答案，它无法说服我自己”。但正如卢森堡在其展馆中策划的概念一样，艺术创作应当不是结果，而是每个问题出现时，寻找答案的过程。
结束了几日的行程，沿着场馆的“出口”指示走出“艺术”，回到威尼斯街巷中的日常，眼前所见的是微醺状的乌克兰艺术家正在与友人们吃着披萨感受被余晖映红的城市，或是手持啤酒登船回程的法国观众，向当地乘客借用开瓶器，分享从沿途超市购买的啤酒。
每个天气好的日子，威尼斯这座城市都会在粉金的海平线中结束一天。我们自然地忘却了说风就是雨的时刻，脑海总会不停浮现连向玻璃岛的碧蓝天空和在岸边大声诵读诗歌的艺术浪人。当茨威格忆起维也纳时，逃亡时的窘迫和痛苦也会短暂消失，因为那里有莫扎特、贝多芬、海顿、舒伯特……艺术的价值无需即刻兑现，时间会讲述，作为力量，作为慰藉。